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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什么需要自治公约?看“上海经验”怎么回答

来源: 秉烈资讯
更新时间: 2019-10-31 09:58:58

2014年,上海出台了以加强基层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为重点的“1 6”文件政策。经过五年的探索,上海的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一个更突出的经验是在每个村庄建立基层自治公约制度,这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效力。

除相关法律法规外,社会治理规范还包括公民公约、乡镇规章、行业法规、组织章程等形式。其有效性对组织和个人成员具有约束力,也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基础和遵循。基层自治公约是社区成员通过法律程序达成的治理共识,如社区自治的宪法、居民自治公约、乡镇规则和公约等。都属于惯例的形式。在当前复杂的基层治理问题中,如果仅仅依靠强制性的硬方法来解决问题,不仅会增加治理成本,还会导致“水土不服”和难以实施的困境。因此,为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,特别需要注意自治公约的建立和实践,并了解它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和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。

自治公约是对现代治理制度的内生改进。

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来看,当代中国基层治理可以追溯到传统地方治理模式所包含的治理经验,如强调关系、习俗、人情、社会文化等功能。社会自律。传统的基层治理不依靠正式制度的力量,而是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的力量来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
《上海基层自治公约》吸收了地方传统文化资源,重视地方文化、村规民约、风俗礼仪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。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自治习俗,如嘉定区外港镇的“大哥”治理和奉贤区的“美协”。在许多情况下,完全的行政管理会扼杀社会的公共活力和自主性,而法律的执行不利于善政的实现。如果通过更多的基层自治公约,这不仅将尽量减少强制性执法的不利影响,而且有助于逐步促进新的规范意识和法治概念的发展。

在上海“五违规四要求”整改过程中,往往会出现“钉子户”的“对垒”,生活垃圾的分类不仅依赖强制执行,还依赖自愿监管。这些都表明,在创新基层治理的过程中,需要加强自治公约的建设。处理越灵活,矛盾就越少,恶化和升级就可以避免。只有将“软法”和“硬法”结合起来,增强人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意识,才能有效解决社区治理中的矛盾。

自治条约促进了现代法治精神的发展。

秩序和规范是社区治理的规则,主要体现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全过程中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循。《基层自治公约》是社区治理规则的重要基础。上海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探索制定的《基层自治公约》不仅明确规定了社区主体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,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居民对法律的尊重、对规则的执行和对公约的遵守,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。例如,黄浦区班松源路街姚江社区的自治大会《家庭法》(Household Code)解决了社区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,如养宠物、车辆驾驶和停车、垃圾处理、物业管理费、邻里关系等。它被称为“充满法律精神的公约”和“社区宪法”。闵行区和宝山区制定了居民住房租赁基层自治公约,制定了住房租赁和人口管理的“社区法”,从而解决了社区长期存在的“集体租赁”问题。

法律法规虽然可以形成外部约束和规范,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,但只有在人们达成共识的前提下,才能形成规则意识和自觉行动。基层自治公约可以通过人民的共识将外部约束转化为自我调节,允许居民自愿和有意识地行动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,它可以促进和谐共建,使社区成为自觉的社区。

自治公约具有完善基层自治制度的功能。

《基层自治公约》是通过居民参与、民主协商和集体努力的程序制定的。在这个过程中,社区人民讨论了社区公共事务和治理的突出问题,从而提高了居民的自治习惯和自治能力。

在基层自治公约的普遍指导和规范下,各社区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自治活力。通过社区公约、家庭公约、村规民约等自治条例,不断丰富自治形式,探索自下而上的自治项目实践,构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社区自治和共同治理运行机制。例如,嘉定区在社区合作的指导下,通过社区自治项目的运作,有效地激发了社区自治的活力,并探索了一种“社区管家”制度。杨浦延吉新村街探索了“社区管家”机制。虹口区两城新村街社区工业委员会探索了“专职秘书”制度。黄浦区瑞金二街不仅建立了一套解决社区治理难题的自治会议制度,而且强化了自治共治的程序。“符欢-南昌路跨境自治协会”包括专家学者、律师、居民、沿线商店、社区志愿者等。已经形成。整合资源优势,搭建谈判平台,围绕垃圾分类、停车管理、风格推广等制定了一系列基层自治公约。

此外,《上海市基层自治公约》的实践体现了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三管齐下的建设。自治是基层自治公约形成的基础,法治是基层自治公约实施的保障,德治是基层自治公约的内在价值。通过居民自治、多元参与和民主协商程序制定的基层自治公约,蕴含着法治精神,成为社区人民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。同时,基层自治公约尊重地方知识,弘扬地方优良文化和公共秩序与风俗习惯,通过道德共识和舆论压力机制达到德治的效果,从而促进“软法”与“硬法”的结合。构建有效的“三管合一”治理体系是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上海基层自治公约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(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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